南京胡须种植手术(尼玛扎西：我为青稞而生)

10月23日，是西藏自治区农科院院长尼玛扎西去世的第50天，拉萨已经进入深秋。

位于他家旁边的西藏农科院3号青稞试验地，一片金黄。以前吃过早饭，尼玛扎西总是来这里转转。他拿着记录本，先在田埂上望一眼，发现长势好的青稞苗，再走下去，一排一排细细地看。

年轻时起，他就立志从事青稞育种事业。在这条道路上的35个春秋，他先后主持选育出了20多个青稞新品种，为西藏自治区年粮食总产量突破100万吨作出了贡献。

他原本将带着团队继续突破，却最终倒在了岗位上。2020年9月5日，在做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的途中，55岁的尼玛扎西突遇车祸，猝然离世。

“他是自治区第一位藏族农学博士、农作物育种首席科学家，是我们西藏科技界的精神和标杆。”西藏自治区科技厅厅长赤列旺杰说，“他的去世，使得我们的科技管理干部队伍少了一位非常优秀的少数民族科技工作者。他一生从事青稞的育种，前后育出了多种青稞新品种，仅是藏青2000，就给农牧民增收7个亿。”

农牧科学院的网站首页设置成了黑白色，讣告上写道：尼玛扎西的一生，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户家”的一生。

从小立志从事青稞增产事业

农科院的人们都知道，尼玛扎西院长对青稞的感情。

青稞是青藏高原的主要粮食作物，是西藏民众赖以生存的口粮。上世纪60年代，西藏农民种植的青稞大多是普通的地方品种，平均亩产量只有400斤左右。

尼玛扎西曾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回溯了青稞育种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青稞从上世纪50年代开展选育品种的科研，到现在先后经过3次大面积品种更换。“第一次是五六十年代老一辈科学家选育出来品种取代了当地农家的品种，然后到了我老师那一辈，杂交育成了藏青320。”

1993年，尼玛扎西开始选育新品种“藏青2000”，直到2013年通过品种审定，他的团队历经了19年之久。

过程是枯燥且繁复的：制定育种目标，选择亲本、杂交、分离和稳定性状、品种观察试验、品种产量比较试验，再到品种区域试验、生产示范等。“光记录性状，最少也有十几万个科研数据。”农科院的老同事禹代林说。

禹代林一直记得这样的场景：2002年，在日喀则市白朗县的青稞试验田，尼玛扎西捧起“藏青2000”青稞苗，充满信心地说道，它是理想的品种，株高、产量高、产草多、籽粒白、抗倒伏。

尼玛扎西对村民进行燕麦饲草种植技术指导。农科院供图

尼玛扎西曾说，他的愿望就是让青稞增产，农民增收，解决全区农牧民的温饱问题。

尼玛扎西四弟阿尼次仁说，从事青稞增产事业是哥哥从小就立下的志向。

1966年4月，尼玛扎西出生在西藏扎囊县杂玉村一个贫寒的家庭，排行第三。幼时，他深刻地体会过饥饿。杂玉村土地少而贫瘠，种出来的青稞秆矮，穗粒也瘪，亩产只有75公斤，大半只能喂牲口。因为收成不够，哥哥辍学在家后，用陶器到邻县换粮食，一走十几天，扛回二三十袋青稞，维持全家的温饱。

尼玛扎西希望青稞长得好，产量高，这样哥哥就不用四处奔走。长大之后，尼玛扎西成为全村唯一的大学生，走向青稞科研之路。

1994年，尼玛扎西在农科院工作时的照片。

1985年7月，19岁的尼玛扎西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学系毕业，分配到西藏农业研究所工作。1992年，他在加拿大萨斯科春恩大学深造一年，之后考入中国科学院攻读硕士、博士研究生，1999年获得理学博士学位，他也成为西藏自治区农牧科技界的第一位藏族博士。

大学期间，每隔两个月，哥哥给他邮寄50块钱。同学欧珠回忆，尼玛扎西是个热心肠，经常帮同学补课，起初他成绩不好，但勤奋刻苦。“整日捧着书，床头贴满了英语单词和定理公式，早出晚归，没有假期，最后考了班里的第一名。”

彼时，他们班有35名同学，全部来自西藏，属于国家培养西藏农作物种质资源专业较早的一批人才。毕业后，尼玛扎西分配到西藏农科院农业研究所工作，一年后，他被调到青稞研究室，开始从事青稞研究。

在农民当中管用的技术，才是好技术

2005年底，自治区农科院在白朗县成立了青稞培育的试验站，开展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青稞新品种的推广。高原之巅，炙热的阳光烘烤着金色的青稞田，试验站被包围在连绵山峦之中，边缘是一排平房，是试验站的厨房和宿舍。

禹代林回忆，试验站建立初期，条件十分艰苦。没有电视和网络，有时电话也打不通。白天，尼玛扎西走村串户，询问农民需要什么样的技术和品种，晚上来不及赶回县里，就在试验站过夜，饿了吃面条和糌粑。

夜里寂静。一个人的时候，尼玛扎西习惯一边在笔记本上记录，一边思索，他和科研人员们说，“在农民当中管用的技术，才是好技术;农民生产上需要解决哪些问题，才是我们课题的立项。”

白朗县巴扎乡金嘎村村支书普琼记得，2013年4月上旬，他第一次见到了尼玛扎西，瘦瘦高高、皮肤黝黑、嘴唇上留着胡须、谦和热情。

尼玛扎西下乡途中与村民交流。农科院供图

“支部书记，我给你提供一个新型的青稞种子，每亩能增产25公斤。你有信心把它种好吗?”尼玛扎西用藏语问他，然后拿出了“藏青2000”的种子。

在村里试种后，尼玛扎西蹲点了13个昼夜，每天在田间地头走来走去，指导农民如何适时播种、施肥、加强田间管理。农民给他递根烟，他自然地接过来，一边抽一边比画，有时几个小时下来连口水都顾不上喝。

30岁的村民多杰还记得这位黑瘦朴实的小老头。“来我家里两次，指导我怎么种地，一起喝酥油茶，不像领导。”

普琼说，尼玛扎西再三婉拒留下吃饭的邀请，坚持回乡食堂吃10元的工作餐。要是恰巧赶上村里的丰收节，他就和农民一起唱祝酒歌，农民围着他跳锅庄舞。

“他与农民的感情深厚融洽，农民都信任、敬重他。他说，我们要把农民当成自己的亲人，把农民的土地当成自家的土地来经营。”禹代林回忆。这一年，为了推广“藏青2000”，尼玛扎西到白朗县下乡有十几次。

起初，“藏青2000”的推广并不顺利。很多农民适应了之前的品种，有了相对固定的种植习惯，突然让他们去种另外的品种，很难接受，甚至有些抵触情绪。为了让村民尽快接受“藏青2000”，尼玛扎西带大家在试验站进行了试种，邀请村民们到试验田里去参观，实地介绍“藏青2000”的优势。

第一年，试种的“藏青2000”，迟迟没出苗，邻县其它品种的青稞已经出了苗，农民着急得围住他，担心今年没了收成。为了消除顾虑，尼玛扎西用手将土一块一块挖开，指着已经发芽的种子，“再过一个星期，它肯定出苗。”

苗长出来了，最后产量翻了倍。据统计，2013年，“藏青2000”在西藏推广种植逾10万亩，为西藏2015年粮食总产首次突破100万吨，发挥了重大作用。

时间都去哪儿了?都在路上

尼玛扎西办公室前有一个门牌，上面分别会显示“工作中”、“休息中”、“出差中”。同事们说，只要院长不在单位，他就是出差下乡了。

农科院统计，尼玛扎西每年下乡100余天，行程2万多公里。

青稞从播种到成熟，每一个环节，尼玛扎西都要去看，试验田、农民的田地，检查项目，收集不同的种子……

同事唐亚伟说，每年尼玛扎西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下乡。最艰苦的时候，住在一个简陋的酒店。狭窄的房间里放着一张低矮的双人床，天气很冷，没有空调，提了一桶水，次日里面全是冰块。

禹代林说，尼玛扎西经常对他们说，要去享受工作，带着情绪下乡很累，但如果你把下乡看成一次旅游，欣赏一下沿途的风景，看看大自然，就会觉得这样的工作一点都不苦。

尼玛扎西的微信头像，是他的一幅素描，穿西服，戴眼镜，唇边一绺很浓的八字胡。

尼玛扎西的微信头像，是他的一幅素描，穿西服，戴眼镜，唇边一绺很浓的八字胡。下乡的时候，他喜欢在朋友圈不时记录几句感受。

“翻越东达拉山，越过觉巴拉山，穿越红拉山口，昨晚到达藏东第一大县芒。”

“去往边坝县的路上，昨晚终于下了一场大雪，还在下，上山了。”他又发了张行走在雪山上的照片，“拉定拉山口的雪景。”

还有一次，从边坝到左贡，过拉定拉山，越八里拉山，翻莫攀山，踏雪地、过草地、穿河流，经十二个小时，一天路程。他不禁感叹，“时间都去哪儿了?都在路上。”有时看着漫天大雪，他仍然想着，“雪对草地作物返青利好，但望尽快阳光普照以免雪灾。”

2017年开春，他来到墨脱背崩乡，这里依山傍水，雅江冲蚀整个墨脱沟，留下一小块平地，成为墨脱“粮仓”。坝地上的水田已经插秧，一个缓坡地上集中种植了柠檬，是六年前科技富民强县项目支持的，另一个坡地上种植了茶树。

他由此赞叹，这个茶园是方圆几百公里内没有被雾霾和云雾缭绕的环境，林间小溪浇灌，没有任何化学成分投入，生态有机，面积仅1000亩。

这些经历给了他无穷的科研视野。他感到自己更加热爱西藏的这片土地。“怒江边的青稞与桃花、峡谷与高山、蓝天与白云、民宅与村貌;多姿多彩的画境，多变多样的天空，美轮美奂的家乡。”

那年中秋，他依旧在下乡，没能和家人团聚。于是，他在朋友圈发了几张照片，是往年的中秋，也在路上：拉孜新村、高寒柳树、萨迦民居、遥望珠峰……

跟了他十几年的司机明久说，尼玛扎西常常显得很疲惫，有时在车上突然就睡着了，冬天时，他总是穿着那件黑色的长羽绒服，裤腿上全是灰。有时在地里用手挖开土示范，他手上的指甲里都是泥，有时，突然接到电话，要从乡里直接赶去参加学术会议，尼玛扎西就下车拍拍裤脚，用水管冲掉鞋上的泥巴。

他是图钉中间凸起来的那个钉头

西藏农牧科学院农业所所长杨勇记忆里，尼玛扎西身上总是充满干工作的激情。尼玛扎西好像不会谈什么大的理想抱负，就是扎扎实实做具体的事情。他会通过比较，发现西藏的差距在哪儿。西藏农业缺什么，他就想做什么。

杨勇说，尼玛扎西的想法是超前的，“西藏的农业科技战线一直处在比较弱势的地位，很多新的领域没人做，他感觉这些工作不做，我们会更落后，所以他试着去鼓励和发动大家。”

另一方面，尼玛扎西是孤立无援的。杨勇回忆，当时，他们面临很多困难，资金不足、引不进人才梯队等。他明显感到尼玛扎西肩上的压力重，周围人和他的差距大，跟不上节奏，只能靠他一个人往前顶，“农科院好像一根图钉，他是中间凸起来的那个钉头。”

也正因此，尼玛扎西渴望人才。

尼玛扎西的办公室是没有门槛的。全院的科技人员都能直接来跟他说想法。他的办公室门外，总是排着很长的队。

他爱惜和心疼这些人才，“专家为本，成果为王，有什么问题，我们一定要及时为他们解决。他们才是真正做事的一批人。”

院长助理刘秀群是内地派遣援藏的干部。刘秀群有时去高海拔地区下乡，尼玛扎西反复嘱咐与他同行的人，“氧气要备足了，要是他不舒服，立马告诉我。”

在一次院长办公会，他再次强调，科技人员下乡要派最好的车子，安全是第一位的，里面拉的可是专家啊，车子不好出事了怎么办?

尼玛扎西跟刘秀群谈过自己对人才的渴望与忧虑。西藏缺人才，但对外来人才的吸引力也的确有限。他曾跟刘秀群说，要是农科院每个所都能来个博士就好了。

2006年，大学生达瓦顿珠拿到了南京农业大学的硕士录取通知书，囿于学费的坚涩，他给时任西藏农牧科学院副院长尼玛扎西写了一封邮件。

邮件的措辞简单，就是希望农科院能资助他完成学业。达瓦顿珠说，他当时并不认识尼玛扎西，只是听学姐讲过，尼玛扎西是很传奇的人，资助过西藏贫穷的学生。他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写了邮件。

几天后，达瓦顿珠收到了回信。尼玛扎西答应了他的求助，还表示，不光是学费，遇到什么问题都可以找他。

达瓦顿珠顺利完成了三年学业。后来的一次偶然机会，他才知道，每年6000多元的学费，都是尼玛扎西个人资助的。

2009年7月，达瓦顿珠带着毕业论文，来到了西藏农科院。“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坐在办公室，很有风度、帅气，语气高兴又充满尊重，他说，你将来可以做点事情。”

2015年，达瓦顿珠从中国农科院博士毕业。他准备在农科院继续博士阶段的课题——冬青稞改良。“我想的很简单，给我安排几个人，一起把研究计划做起来。”他没想到的是，尼玛扎西却安排他下乡调研。“你博士刚毕业，不能飘起来，要去接触老百姓，去下乡。”

“我一开始确实有点抵触情绪，后来才明白了老师的苦心。做科研，只有脚踏实地，才能久久为功。”

尼玛扎西在试验田内观察青稞长势。农科院供图

达瓦顿珠说，院长曾跟院里的同事反复讲，做“三农”工作，要热爱农民，把农民当自己的亲人，把土地当自己的土地。

在他的记忆中，这几年，老师越来越忙。有时去办公室找他，尼玛扎西会说他，“电话能说清楚的工作，你还站在这里讲了半个小时，浪费双方的时间。”

我就想当个专家，做青稞，一直做到退休

2016年12月，省部共建青稞和牦牛种质资源与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批准依托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建设，是西藏第一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基地。尼玛扎西担任实验室主任。不下乡的时候，他就事无巨细地操心实验室的项目申报。

“他执拗地像教小学生一样，改提纲、大纲、小标题……他是个追求完美的人。有时我劝他，你作为院长，办公室写完了材料，你批一下，把握宏观的方向就行了，他不愿意。”农科院青稞遗传育种研究员曾兴权回忆。

工作以来，曾兴权几乎没有双休日，要么和尼玛扎西讨论项目，要么陪他下乡。他注意到，尼玛扎西办公室桌上的烟灰缸总是黑黑的。

曾兴权劝他，少抽点烟，多注意下身体。作为厅级领导，很多事不必亲力亲为，别人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偏要自己全部扛在肩上。

这几年，尼玛扎西眼睛花得厉害，愈发看不清电脑上的字。

于是，他在办公室添置了一台投影屏幕，修改项目申报书或者科研计划的时候，他把相关的专家叫在一起探讨，自己逐字逐句对着屏幕念。

“给实验室申报项目，他没日没夜地熬。但个人的荣誉材料，他只花了一个下午改。”科管处处长德吉曲珍记得，他申报院士和自治区科技杰出贡献奖，都是急匆匆弄的。次日要下乡，尼玛扎西就让同事帮忙，把他的论文汇总在一起。

周末的时候，德吉曲珍等人陪着院长加班，食堂师傅做两三个菜，或是简单的藏面，几个人在他办公室分着吃。办公桌上堆满了药、速溶咖啡，德吉曲珍问他，没见过你喝白开水，一天到晚杯子里的咖啡没断过，会不会不舒服?

尼玛扎西没吭声。他从来不在同事们面前，谈论自己的病情。

同事唐亚伟回忆，2007年8月，尼玛扎西患胆结石做了胆切除手术，后来又得了糖尿病。每天早晨和晚上，尼玛扎西都要注射胰岛素。

德吉曲珍记得，这两年下乡，院长腰疼得特别厉害，一直用手扶着腰，却不肯承认自己不舒服。有时候，一连十几天，顾不上给自己打胰岛素，晕得受不了，便问他们，“有没有点心或者饼干吃?”

杨勇也注意到，他再也不是上世纪90年代，刚见面时，留学归来、意气风发的“加哥”。他枕着安全带睡去，神情苍老。可一到调研的村里，又像换了一个人，精神抖擞。

尼玛扎西曾告诉曾兴权，自己实在太累了。他年底想把院长的职务辞掉，这样就能专心做科研。

这样的话，唐亚伟也听过。“他告诉我想卸下院长的职务，踏踏实实去做青稞育种。”

尼玛扎西告诉唐亚伟，过去农科院的很多领域没人可以做，没人具备掌控的能力，所以他才不得已成了杂家。“我就想当个专家，做青稞，一直做到退休，这样才有成就感。”

“我的思路很多，担心再也做不了了”

对于尼玛扎西来说，育种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

这几年，尼玛扎西又带领团队培育出了“13-5171-7”青稞新品系，较“藏青2000”增产10%以上。

8月13日，尼玛扎西再次来到了白朗县巴扎乡金嘎村，观察5171青稞的长势情况。看完又去了隔壁的村子，回到县里已经是晚上9点，匆匆吃了一碗面条。

为了这个新品系青稞，从前年开始，尼玛扎西已经来过金嘎村20多次。巴扎乡乡长滕斌告诉记者，该品种比藏青2000的抗倒伏性更好，粮食产量更高，他们已经推广种植了2285亩，亩产达到1030多斤。

这次，尼玛扎西在日喀则呆了6天，还调研了拉孜、江孜、南木林等好几个县。他特意嘱咐日喀则农科所的书记拉吉，别安排任何干部陪同。

一天晚上8点，他还在地里忙活，突然对身边的唐亚伟说，“给我拍张照片吧。”唐亚伟有点奇怪，在他身边20多年来，他从未提出这样的要求。

尼玛扎西的手机里，拍的是各种各样的青稞穗子，从苗期到成熟期。哪怕下乡再苦再累，也没拍过自己的工作照。那天，他却格外地高兴，端着照片欣赏了一会儿，又发到院里的工作群。唐亚伟笑他，“你也会炫耀了。”

今年8月底，尼玛扎西和禹代林在日喀则考察，他让同事帮他拍了一张工作照。农科院供图。

十八年来，唐亚伟一直陪着尼玛扎西到处争取项目。两人到北京，去科技部、农业部，门口的保安和他们混熟了，一见面就认出来了，“哎呀，那俩西藏来的!”

唐亚伟是真敬佩尼玛扎西，“你的思维、想法和执行能力都和别人不一样。”

尼玛扎西听到后，只是叹气说，“我感觉有很多事，有很多思路，但总也发挥不了。”几天后，在一个百人参加的报告会上，他又重复了这句话，“我的想法很多，但我担心我再也做不了了。”

有时，唐亚伟会从监控里看农科院试验地的情况。那几天，他看到尼玛扎西好几次一个人去了地里，背影很瘦，还有点孤独。

西藏科技厅厅长赤列旺杰和尼玛扎西是20多年的老友。赤列旺杰说，在他的印象里，尼玛扎西就是个工作狂。上班是院长，下班是科技工作者。要么在科研一线，要么在加班的岗位上，要么在下乡的田间地头。

“有时我说他，你那么忙，科研和管理任务这么重，事无巨细，你一个院长管签字干什么。他说，只能我去做这些工作。他有压力和焦虑，主要是因为他有很多对西藏农牧科技工作的想法，担心不能如期的完成。他是在不断解决问题中，把农科院带到更好的发展路径上。”

“这是我和老师永远的距离”

7月26日，阿旺次仁最后一次见到了父亲。阿旺次仁研究生毕业后，考上了北京的公务员。尼玛扎西来北京出差，父子俩一起吃了顿饭。当天是阿旺次仁生日。尼玛扎西用手机拍了一段视频，“阿旺，happy birthday。”阿旺次仁注意到，父亲的鬓角全白了。

这样共处的时间，并不多。小时候父母经常去内地出差学习，家里的亲戚开玩笑说你的父亲是“飞行员”，阿旺次仁还当了真，后面才明白过来。

在阿旺次仁的心里，留过洋的父亲才华横溢，英语讲得流利。父亲喜欢穿白衬衣、牛仔裤，戴一顶椭圆的帽子，像极了西部牛仔。他爱喝咖啡，一天能喝十几包;爱干净，碗筷烫了几遍才用。

妻子拉琼记得，丈夫每次出差下乡回来，把箱子扔在家里，就跑到办公室写材料，“他无怨无悔、真心实意地工作。除了工作，好像想不起其他的事情。”

8月30日，尼玛扎西陪同北京来的专家，赴西藏那曲、日喀则、阿里等地开展农作物种质资源调查和收集工作。按计划，调研预计十多天的时间。

在日喀则岗巴县的一个边境村，种着4750米极高海拔的半亩青稞。尼玛扎西非常高兴，“在这样的极端气候，青稞竟能长得这么好。”

那片褐色的山峦上，挂着“祖国万岁“几个大字。随行的草原所副所长多吉顿珠回忆，尼玛扎西有点激动，接连给好几个同事发了照片，又说道，“将来在‘祖国万岁’的下面写一排‘西藏极高海拔边境地区农业综合试验站’，为守护好神圣国土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多吉顿珠说，他们在调研时，还意外发现了非常珍贵的野生红景天植株。

拉琼说，下乡的时候，丈夫会带着一个小行李箱，装着电脑、咖啡、烟和药。隔几天我就给他打个电话，聊得很简短。他会说，今天挺好的，已经休息了，让我放心。我也不多问，怕影响他。9月4号那天，我打他电话，问他何时回来，他说10号。他当时在工作，我不敢多打扰，就连声说好，挂了电话。那是我们最后一次通话。

9月5日下午，在那曲到阿里的国道上，尼玛扎西所乘车辆突然遭遇车祸。多吉顿珠回忆，车祸时，他们的车跟在后面，只看见前面都是尘土。停下车，他立刻冲了过去，尼玛扎西仰面躺在路边的农田，平静地合着眼。 17时57分，这位一直奔波在路上的青稞专家，永远停止了奔走。

陪同调研的西藏农科院草业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秦爱琼也于同日去世。

距离尼玛扎西去世一个小时后，正在昌都出差的达瓦顿珠接到电话，“我们的老师没了。”

在达瓦顿珠手机里，保存着一张当时的截图，那是事发后，他点开的地图定位，昌都距阿里，1700多公里。“这就是我和我老师的距离了。永远的距离。”

院长办公室的指示牌，一直停留在“出差”状态。助理刘秀峰每次经过他的办公室，总觉得院长有一天还会出差回来，在房门里招呼他，“小刘，这个问题我们再探讨一下。”

新京报记者王昱倩 胡杰 实习生裘星 编辑 胡杰 校对 李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