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花种植园腐书(棉花的繁荣，缘何离不开奴隶制种植园)

时间：2024-03-12 22:0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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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当中，美洲成为棉花栽培的重要基地。但这不能解释为什么棉花与种植园和奴隶制产生了关联。马克思的著名观点，就是将奴隶制棉花种植园，视为“极重要的范畴”，他解释说，同机器、信用等等一样，奴隶制是资产阶级工业的基础，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就没有现代工业。

如今，历史学家们倾向于认为，奴隶制和工业化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直接，其中芭芭拉·索洛（Barbara Solow）认为，奴隶制“并没有导致工业革命，但在其模式和发生间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能否定的是，奴隶制种植园的原棉生产，成功地扩大了欧洲的棉纺织产业。1803年，英国所使用的棉花中，自小农户栽培棉花区域的不到8%，其余的全部来自新世界。奴隶们在新世界的路易斯安那、巴西和苏里南（Suriname）的种植园中栽培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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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选自《马赛的美洲贸易》（1764年）

种植园是怎样运作的呢？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 North）、福格尔（Fogel）和恩格曼（Engerman）、加文·莱特（Gavin Wright）等人发现了大量的有关美国19世纪棉花种植园的结构、组织、管理和生产方面的资料。而对于西印度群岛棉花种植园的运作人们就所知甚少。我们最能接近的种植园的模式，是出现在柯尔特里尼（Coltellini）的《美国地名录》（Il gazzettiere americano）（1763年）、尚邦（Chambon）的《马赛的美洲贸易》（1764年）和格里塞里尼（Griselini）的《艺术辞典》（Dizionario delle arti）当中的人们所熟知的插图，它在欧洲各地的其他出版物中，包括在《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中都被反复转载。种植园的生活和奴隶们的劳作，在这幅插图中经历时间得以展现。一名奴隶正在从棉树上摘棉花（2号），另一名奴隶正在清理棉花（3号）。进一步的清理在棚屋下进行（4号），通常是由女奴以一种类似于纺车的工具进行清理。然后棉花在一名奴隶的帮助下被弄湿并打成捆（5号）。这幅插图展示了一些棉捆（7号），它们将被种植园（8号）附近停靠的船舶运走。

在印刷术和后来的摄影术出现之前，奴隶们在种植园的劳动几乎无从展现。摄影这一媒介，使得美国南方19世纪中叶之后的种植园生活被大量展现，但它们大多数缺乏独特性，基本都集中在摘棉上。这是因为很难在一张插图上表达整个农业过程。尚邦的插图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将不同时间段的活动进行描绘，展示了商品从树株到装上发往欧洲的船只这个连续过程。

尚邦的插图，以及后来的印刷品和照片对种植园生活的展现，说明它们捕捉的就是典型的农业生产单位。除了轧棉和打包之外，种植园不再有其他与棉有关的加工活动。这和其他品种的种植园有所不同。就拿蔗糖和靛蓝生产来说，在栽培之后还跟随着一些加工步骤，如煮沸、提纯等。此外，以奴隶或后来的劳工为主的种植园随时间的推移走向专业化，还要取决于食品的供应，以及棉花贸易所能换取的制成品。它们使得种植园不用从事其他作物，特别是食物的栽培。在印度，饥荒时期往往伴随着棉花大量减产，因为种植者在食品危机时往往停种棉花而改种稻谷，但美洲的种植园却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种植园经济的第二个重要的特色，是它第一次使得劳动力的专业化具备了真正的全球规模。当亚洲由小农户进行原棉栽培（通常栽培、清理、纺纱和织布合为一体）的时候，发展中的欧洲棉纺织业却建立了一种在地理上脱离生产区域的原棉供应体系。有了棉花种植园，欧洲的竞争优势就决定性地从农业转移到制造业上。一种大规模的产业第一次从跨越各洲的“商品链”中诞生出来，欧洲的资本和势力牢牢地掌握了对它的调控。

欧洲在美洲实行的生态帝国主义，只能在大量劳动力投入的状态下起作用。因此，种植园是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之间一种特定平衡的产物。相较于劳动力和资本，是土地的富饶导致了大规模生产单位的建立。这是农业生产的一种广泛体系，其中在任何一个时间，一座种植园只有部分处于耕种当中。农作物在新土地上轮作和栽培，以避免收成递减。然而，生产的专业化，以及棉花栽培与加工地理上的结合，都不能解释种植园为何要依赖于对奴隶劳动力的剥削。对美国19世纪棉花种植园的许多研究，都同意这样的观点：奴隶制度下的劳动力组织，有可能是提高生产体制效率的原因之一。但是，在奴隶种植园与小农户生产或自由劳动力种植园之间进行选择，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特别是当我们把17、18世纪的棉花栽培考虑在内的情况下。

棉花种植对于奴隶劳动力的依赖，并不是对它的效率进行理性计算的结果，而是效仿了蔗糖、可可、咖啡和烟草栽培已有的模式。而且，如格梅里（Gemery）和哈格多恩（Hogendorn）所指出的那样，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没有来自欧洲和其他地方源源不断的自由农工。在英国尤其强大的商品哲学，将本土人口的流失视为一种危害，由此造成新世界劳动力的长期缺乏。人们也很少能够负担得起去美洲的昂贵的旅行费用（5—6英镑）。那些横渡大西洋的人之所以能够成行，都是因为成为了契约劳工（用多年收入来偿付旅行的费用）的缘故。但是，北部殖民地更适宜的气候，给予了人们更好的前景，特别是生存前景。所有这一切，使得热带作物的生长大大超出了当地欧洲殖民者的生产能力。

而对于选择奴隶劳动力的第二种解释，则与当时的认知观念有关。很少有证据证明奴隶主对于他们所采纳的劳动力体制，有着能够盈利的准确概念。其部分的原因是，对于奴隶主来说，奴隶制更接近于资本收购而不是劳动力回报。对于“回报”期，也就是奴隶原始成本的收回所需要的年份，曾有过估算，但这种计算应该考虑在内的是，由于奴隶很容易被卖掉，因此他们还具有一种“流动价值”，以及更普遍的其他形式的劳动力所缺乏的“投资潜力”。而且，奴隶还有一种“非金钱价值”：他们是殖民社会中财富和权力的展示，有时候这种权力扩大到对身体和精神的剥削，如对女奴肉体的占有等。

《棉花打包》，威廉·贝里曼（William Berryman），19世纪早期

棉花所面临的问题之一，是太过于便宜。与亚洲进口的制成品和原材料，或自美洲来到欧洲的大多数热带作物、染料和异国木料有所不同的是，原棉是一种大体积商品，买价便宜，但运费昂贵。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东印度公司不认为将原棉从印度贩运到欧洲能有利润，因此他们在船上塞满了更值钱的成品布料。一位1680年代的时评人发现，从美洲进口棉花也是这种情况：“如果不是靠了螺杆和工具把大量（原棉）塞入小空间里”，他说，“那运费就会太高，不值得把原棉运过来”。轧过的棉花被奴隶以麻袋打包，他们用双脚和一根棍子将棉花压紧。麻袋要保持湿润，以防止棉花体积膨大。以马做动力的螺杆将棉花压得如此用力，“仿佛要将船上的木板压断似的”。即使如此，包装和运输导致棉花在欧洲依然比在西印度群岛贵了百分之二十。

美洲的优势在于，棉花从这里到欧洲的路途，比从亚洲甚至西非海岸到欧洲的路途更短，运费也更便宜。因此运输从经济上而言是可行的，不过，棉花仍然需要和蔗糖、可可、烟草和其他舶来品争夺空间。如果美洲能够生产制成品，很可能棉花就很难在船上找到一席之地了。不过，在18世纪中叶之前，从美洲进入欧洲的棉花一直微乎其微。它的产量起起伏伏，常让位于更有利可图的农作物。从牙买加和巴巴多斯进口的棉花在1686年价值仅14700英镑，1701年才刚刚超过25000英镑。直到1730年代，法属圣多明戈（St Domingue）的产量每年还不到300吨。

英属加勒比地区生产棉纺织品的岛屿（以及1800年总产量的百分比）

美洲棉花种植的增长，可分为两个重要的扩张阶段，第一阶段为1760年代到1770年代（与欧洲棉麻粗布等混纺布料生产的增长同时发生），第二阶段开始于1780年代（伴随着欧洲棉纺织业的机械化）。一个地区因蔗糖的收益减少而促成了其他作物的栽培，苏里南就是一个较好的例子。它于1730年代开始栽培棉花，到1760 年代，每年出产500—600 捆，而在1780 年代和1790 年代每年增加到3000 捆以上。1780 年代到1800 年代，是经济极具活力的时期，特别是在英属西印度群岛。在圣基茨、多米尼加、巴巴多斯和牙买加等岛屿上，棉花是吸引人力与资本，激活供给、奴隶、运输设施和款项供应中的后向关联的核心。

《西印度卖花女》，奥古斯丁·布鲁尼亚斯，约1800 年

这是整个加勒比地区极其繁荣的时期。游客们对白种人高质量的生活水平印象深刻。就拿百慕大来说，多数人穿的都是印度和欧洲的棉织物，如印花布、中国和波斯的塔夫绸、“孟买布料”、方格花布、条纹棉布、切拉布，等等。我们可以想象，在生产棉纺织品的岛屿，进口的布料和本地品种的消费已经融为一体。奥古斯丁·布鲁尼亚斯（AugustineBrunias）描绘了圣多明哥（Santo Domingo）极为悠闲的生活景象，当地人和获得自由的奴隶，穿着各种棉布和麻布的衣服，它们或者从亚洲（经欧洲）和欧洲进口，或者是本地生产的欧洲和印度条纹布和方格布的仿制品。“布利亚格德”（paliacate）就是这种情况，它是一种机织的方头巾，至少是从17 世纪早期开始就在印度布利格德（Pulicat）附近的萨瓦帕里（Sarvapalli）地区生产，与布鲁尼亚斯绘画中出现的头巾并无二致。在 18 世纪下半叶，这类软薄的方巾在法属西印度群岛非常流行。法莱克斯论述了这种商品的潜力，他说，“在秘鲁、墨西哥和西印度群岛不同的地方，不管是欧洲移民的后裔，还是贫困的黑人，抑或是优雅的黑白混血女子，都喜欢用一张布利格德方巾把头包起来”。

18 世纪末也是人口急剧暴涨的时期。促使人们定居的诱人利润，导致了土地使用的密集化。在巴哈马群岛等棉花栽培相对起步较晚的地区，这种农作物能够得到迅速发展，是因为有 1600 名从佐治亚、南卡罗来纳和纽约来的反对美国独立的亲英分子，带来了 5700 名奴隶和自由黑人。鼓励定居的政策在西班牙和法国的领地也很常见。在 1783 年到 1797 年间，得益于一种通过授予土地和减免税赋来吸引定居的“人口证书”，西属特立尼达（Trinidad）岛吸引了数百名法国定居者。他们砍伐森林获得 85000 英亩土地，建立了 500 座新的种植园，其中大部分都用来栽培棉花。

在 18 世纪最后二十多年欧洲的需求增加之时，建立棉花种植园的低廉费用，使得这种农作物迅速扩张。在西印度群岛的一些岛屿上，棉花栽培的扩张是骇人听闻的：在 1730 年代初，圣多明戈的棉花产量每年仅 200 捆，但到了 1780 年代晚期，它的产量已经接近 30000 捆。然而，棉花的成功给西印度群岛带来很多机会的同时，也带来很多问题。一种将要衣被天下的产业，很难将原棉的栽培仅仅维系在加勒比海几座小小的岛屿上。出产无法跟上需求，而且英国的制造商们也对棉花的成本感到忧心忡忡：1770 年代，棉花的售价每磅不到 20 美分，1790 年代却卖到了 34 美分。而在此时，多次的歉收使情况更加严重。许多棉花种植园主都决定离开巴哈马岛，移居到佐治亚。1800 年，特立尼达岛的棉花栽培几乎完全消失。

到 1810 年代初，英属西印度群岛也失去了供养英国棉纺织业的作用。1812 年，14 座岛屿出产的棉花只有 2400 吨，不到十年前的三分之一，在英国棉纺织业所使用的棉花总量中仅占 15%，在西印度群岛出产的蔗糖、橡胶、咖啡和其他农作物的总值中所占比例不足百分之一。西印度群岛成为因全球对经济作物的需求而导致土地耗竭的一个主要例子。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里，密集的耕作就将这些岛屿的生产潜能消耗殆尽。刀耕火种的方法最终耗尽了土地。虽然人们试图寻找补救的办法，但为时已晚。在巴哈马群岛，种植者为了提高产量，试图在长纤的美洲棉花品种旁边栽培短纤的波斯品种，但也没能取得成功。棉花栽培面积一度达到 3000 英亩的克鲁克德群岛（the Crooked Islands），到 19 世纪早期却仿佛成了自己先前的幽灵：丹尼尔·麦金能（Daniel Mackinnen）看到，曾经繁荣的棉花种植园，“因为歉收如今已经被废弃，长满了灌木和杂草”。科洪（Colquhoun）解释说，许多如今荒芜的岛屿将来也很难再被耕种。不过，随着西印度群岛棉花种植的衰落，新世界的棉花种植区域开始出现，这是一个生产潜力和它的领土同样巨大的地区：美国的南方各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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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乔吉奥·列略著

刘媺译